在英伟达的市值超过了3万亿美元这个关口之后, 整个市场都在反反复复地追问一个让人感到很焦虑的问题, 如果黄仁勋退下去, 不再处在第一线的领导岗位上, 那么这家公司还能不能继续顺利地进行运转? 最后得到的答案, 很有可能比大多数人所想象的那种情况要乐观一些。
01.CUDA二十年筑起的开发者壁垒
自从2006年CUDA被推向市场以来, 英伟达已经花费了二十年的时间, 去搭建一个规模非常庞大的软件生态系统。
直到2025年这个时间节点, 全球范围内有超过750万的开发者, 他们都需要依赖CUDA来进行编程工作, 而且还有6000多种专业软件, 这些软件都与英伟达的计算平台建立了绑定的关系, 在所有进入TOP500榜单的超级计算机里面, 有78%的产品都是采用了英伟达提供的解决方案。
这套生态形成了一个像飞轮一样的东西, 这个飞轮是怎么转的呢, 就是用开发者去吸引客户, 然后客户来采购硬件, 最后硬件又能反过来补贴或者帮助开发者, 这样转了一圈又一圈, 到现在为止已经持续转动了二十年的时间。
即便AMD推出了性能更强的芯片, 但是客户想要转移的话, 也意味着要对整个系统重新进行编写或者调整, 所以转换的成本是非常高的。
02.英特尔案例印证生态力量
AMD在GPU领域技术追赶英特尔多年, 但X86市场中英特尔仍握有约七成份额, 消费级芯片维持30%左右利润率。部分专业软件长期仅适配英特尔平台, 海量用户迁移意愿极低。
英特尔的高层管理人员在过去曾经犯过一些在战略上出现偏差的错误, 比如说他们拒绝给苹果公司提供代工生产芯片的服务这类事情。
可是, 公司拥有的软件生态体系所构筑起来的强大防御优势, 让他们在面对那些技术方面更为先进的竞争对手 AMD 的时候, 依然保持着可以与之抗衡的竞争力。这种情况的存在, 实际上为英伟达提供了一个可以用来对照和参考的现实案例。
03.黄仁勋的社交资本放大效应
黄仁勋每年都要会见数以千计的客户, 并且同时处理全球的政府关系事务, 2024年甲骨文董事长拉里·埃里森设宴招待, 他和马斯克一同请求黄仁勋优先分配GPU, 新加坡Megaspeed前董事累计采购超46亿美元硬件。
在过去两年期间, 黄仁勋成为了全球范围内, 在社交层面价值方面最高的商业人物当中的其中一个例子。大众群体, 由于对他个人的信任程度较高, 所以会选择直接进行购买行为, 而这种基于人际关联的销售模式, 尤其是在人工智能算力资源处于紧张状态的这段时期里面, 发展到了被极其放大的极致状态。
04.关键历史时刻的决策力
1996年的时候, 因为英伟达给世嘉搞芯片开发出了bug, 所以黄仁勋就一个人跑到了日本去谈判, 最后把货款忽悠成了投资, 这才保住了快断的资金流。到2016年, 他甚至直接上手搬了一名叫DGX-1的深度学习超算进了OpenAI的办公室。
在早期那个阶段, 以及深度学习刚刚兴起的那个时期, 黄仁勋他本人的信用情况、他的战略方面的眼光, 还有他和别人谈判时所表现出来的能力, 这些事确实是在起着一个决定性的作用。但是, 当这一行业进入了成熟期以后, 那些原本由他承担的功能, 是可以被整个团队以及相关的制度来部分地替代掉的。
05.乔布斯与库克的启示
库克没有去复制大家所熟知的iPhone时刻, 甚至他还推出过表现比较平平的VR头显产品, 不过, 他把苹果的市值在乔布斯离世之后扩大到了十倍之多, 他依靠着并不是所谓的这种天才式的创新手段, 而是在现有的供应链基础以及生态基础之上进行着持续不断的运营活动。
巴菲特所说的白痴经营论, 其核心意思就是, 一个伟大的商业模式在建成之后, 就不再依赖非常伟大的人物了。英伟达的CUDA生态, 是这种模式的一个典型例子, 所以首席执行官换了人, 对基本盘的影响是比较有限的。
06.生态惯性的终极护城河
如果没有黄仁勋, 就不会有英伟达这家公司。可是, 当一家企业进行到成熟阶段以后, 它就不会再永远地依赖于它的创始人了。这就像是程序员在创造出了AI智能体之后, 他自己就不再是那种不可或缺的条件了。还有呢, 英伟达所建立起来的那个软件生态系统, 也让黄仁勋这个人不再成为公司里面那种所谓的“刚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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